李木然是个不折不扣的抗日英雄。

他开始是国民革命军汤恩伯部的一名班长。他是在处理台儿庄大战阵亡将士遗体时，被发现还有一口气，紧急送医救治捡回了一条命。在惨烈的战斗中他浑身上下都受了伤，右手手筋被砍断，走出医院时他已成了一个残疾人，只能拿点安家费回老家。回到河南老家的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于1939年又参加了八路军的地方游击队，重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最前线。

抗战结束，李木然人生之路的跌宕起伏并没有结束。50年代后期，他从河南省某地委书记任上下来，来到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运输处当处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即被以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不实罪名而游街批斗，直至停止工作靠边站；1970年开春，在一片下乡潮中，已过四十不惑之年的李木然受命和后勤处一名生产科长一起筹建“五七干校”。这时的他虽然不到五十50岁，但看上去已完全是一位苍老的老头了。我在那个年代也成了五七干校第一期的学员，从而有幸成为李木然校长的首批学生。

我们的五七干校地处河南郑州与开封之间的黄泛区，是大片的盐碱地。天气好时，蓝天白云，碧空万里，遇上刮风天，砂尘暴铺天盖地而来，蓝天变成黄天，一天下来，每个人脸上的灰土少说也有一毫米厚，晚上睡在被窝里，也能听得大风的呼啸声，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子上面就落了厚厚的一层砂土。我们住在一个废弃的国营农场，这里有现成的房舍，有一个厨房，100多人的生活用水就全靠一口苦涩的水井。这苦涩的盐碱井水让原本香甜的小米粥或黄面糊糊吃上去似乎放了很多盐似的；每顿饭两个馍（馒头），一块咸菜，当时感觉是吃饱了，但不过两个小时就又饿的前胸贴后背了，原因是肚子里实在没油水！每月3两棉籽油（现在已没人吃了）实在太少，再说我们远离城镇，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吃的。

我们的五七干校有100多人，大部分是些靠边站的行政官员、被拉下马的技术权威、技术干部等。十几或二十几人睡一个大房间，倒也显得很热闹。我和李校长同住一间，这个房间里放了9张高底床，一张三斗桌，这张桌子算是作为校长的一点特权。我们的近邻有一个高炮部队的农场，一个郑州大学的干校，还有一个村庄。干校为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把扒子，我们每天在原农场职工的指导下下地干活。大家私底下管李校长叫李老头，感觉他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说话慢悠悠的，一点也看不出军人、地委书记的那种威严，也许干校里一些学员的行政级别还在他之上，也许 “同是天涯沦落人”吧，平日里大家都和睦相处。

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李老头想起南方人爱吃田鸡的习惯，组织我们这些南方人晚上出去抓田鸡，因为当地老百姓从来不吃田鸡，所以这里的田鸡又大、又肥、又多。在漆黑的夜里，打开手电筒往水田里一照，硕大的田鸡趴了一片，一动不动，我们两人一组，一人打手电，一人负责往口袋里捡，不到2个小时抓的田鸡就足有20多斤，真带劲。第二天，我们的主菜就是油炸田鸡，厨师弄好后裹上面糊下油锅炸到金黄色，真香啊！每人分得一大碗，我是不但抓的过瘾，吃的也过瘾，要是能来点小酒就更过瘾了！

我们大家私下经常传颂李老头参加台儿庄大战的故事，但碰上李老头想请他讲讲时，他微微一笑避而不谈。我们对老人既理解，又同情。我当时还很纳闷：我记得上中学学近代史的时候，书上明明写着台儿庄战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的，李老头怎么就成了……？

李老头每天和大家一样扛着个扒子下地，毕竟是庄稼汉出身，他干起活来有板有眼，而且对时令节气、庄稼习性、田间管理等都无不知晓。我们本来想种植玉米、大豆之类的旱作物的，但土地的盐碱性太重，播下的种子不久都变成咸玉米、咸豆了，后来经琢磨才想到引黄河水种水稻。我们凭借“中国一拖”金字招牌，从厂里陆续运来各种大型农机具。我被重新分配，到机务班当班长。我们班有三位特殊老人，一位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国家一级教授，另两位是副总工程师，国家二级教授，当年他们都是根据“日内瓦公约”从国外交换回来的国家宝贝，是在国务院专家局挂了号的，这三位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都远在李老头之上，尽管如此，他们一样靠边站了。记得第一次种水稻时，我们先将几千亩盐碱地翻一遍，然后将其分隔成若干小块，两边留下水渠和田埂，引入黄河水浸泡，然后拖拉机带上机具下去搅拌，放掉搅拌后的盐碱水，再引入黄河水，这样来回两三遍，将地里的盐碱度冲淡，最后扒平插秧，很麻烦很累人。在这其中，我们机务班的同志当然是最辛苦的，李老头每天安排厨房给我们加餐加菜、增加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水稻全部种上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就是田间管理，定期排水、进水、施肥、除草等。这时的李老头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干点别的事了。

他要到公社、县政府等地去拜访地方上的父母官们，也要造访一下左邻右舍们，因为当时厂里还没有给我们配汽车，李老头每次出去都让我开着拖拉机送，从干校到县城将近50里地，开着拖拉机颠簸在农村泥泞的马路上，要跑2个半小时，我生怕将李老头给颠坏了。我跟着李老头四处拜访，接待方一般是招待一杯带咸味的白开水，即使是中牟县的县太爷接待，也只有一杯用陈年茶叶泡的清茶，从来没有遇到留你吃顿便饭的好事（当然我们也没有指望别人请客）。拜访结束，我们也会找馆子去打牙祭，记得吃得最多的是当地一种用粉条和鸡蛋做馅的生煎包，很好吃，我到今天还能想起那个生煎包的味道。每次付帐时，李老头都会说：你掏粮票我掏钱，想吃多少吃多少。因为当时李老头的月工资是140多元，算是高工资了，但吃粮标准只有24斤；我的月工资是36元，吃粮标准却有36斤。

夏去秋来，收割的季节到了，看到绵延几里地的黄橙橙的稻子，心里喜滋滋的。开镰收割的第一天，李老头即安排将打出的稻子送米厂轧成大米，先饱了我们自己的口福，哇！这米真香啊，煮出的饭油光光的，没有菜也能吃它两三碗，这就是用我们母亲河的水种出的大米，用现代人的话来讲，这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我们的五七干校办了五年，后来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了，留守人员全部回到原单位，所以李木然同志也就在当了五年的校长后重新回到了厂里的运输处，当一般工作人员使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开始平反昭雪，开始抓经济建设，开始恢复高考，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变得欢欣鼓舞，大家又找回了做人的尊严。1979年，邓下平同志主持了张闻天同志的平反昭雪大会，紧急着贺龙、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罗瑞卿等一大批中央领导、老帅被昭雪。当时，中国有几百万被错杀错判错处理的人们及其家属翘首以盼，在焦急的等待着。80年，中央对在57年反右斗争中遭遇迫害的“右派分子”给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全国仅章伯钧等5人保留右派分子身份，这是中央动作最大牵涉人数最多的一次平反，为全世界所震惊。如此大的动作，没有象邓小平这样有大无畏精神和胆略的人是做不到的。

看着一批又一批人的冤屈得以平反昭雪，再看到地方上依然一片风平浪静，李老头终于坐不住了，变得孤独、暴燥，最后住进了医院。在医院工作的五七干校战友带来口信：李老头为时不多了，你们来看看他吧！我们去医院看望李老头时，他苦笑着，因为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走得心安理得，不要把他的遗憾留给他的儿孙们。1986年8月15日，在李木然同志弥留之际，厂里组织部的同志终于来到他的病床旁，宣读了对李木然同志的平反决定，称台儿庄战役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伟大战役，李木然同志是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撤销对李木然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我们可敬的李老头已经背负了20年年之久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帽子终于给摘掉了！第二天，也就是8月16日，我们尊敬的李校长带着笑意安然地离开了我们，他终于得以安心、彻底地休息了！
    近年来，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副主席在多个场合要求我们应实事求是的写历史，要明明白白的还原历史。我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告诉人们当年事情的真相，澄清是非曲折。1986年，我国拍摄放映了战争巨片“血战台儿庄”，向世界、向海峡对岸宣布，台儿庄战役是当年国民党军队打的，蒋经国先生看了这部片子后，兴奋地说：海峡对岸承认我们抗日啦！于是，海峡两岸开启了新的一章。社会在发展，民主在进步，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看历史，历史的悲剧才可能不再重演。

                         新北区一支部 王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