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1年加入致公党的。当时的第一届市委组织委员马家骊同志（我的同事）来动员我参加时，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党，当时只知道民革、民盟、九三等少数几个民主党派，知晓民盟也缘于对李公朴的了解。后来，马家骊同志不厌其烦地介绍致公党的历史，并赠送给我许多学习材料，让我对致公党有了一些基本了解。

1900年前后，孙中山先生为中国的前途在世界各地考察时，看到在东南亚、欧洲、南北美洲到处都有大批的华侨、帮会、洪门组织，他们都有很强的爱国意识，但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政治纲领，便决心对他们进行整合，把这股力量纳入革命轨道，使海外华侨能直接或间接地起来参加和支持当时国内革命运动。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美洲洪门，任职洪棍（“洪棍”是主管纪律的高级军事人员，孙中山领导革命，声誉远播海外，故委以如此高级尊称）。后受旧金山美洲致公总堂的委托，起草制订美洲致公总堂章程，章程规定，本堂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章程比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提出的同一内容的纲领早了一年又4个月，且它的提出也有力的影响了海外洪门有关组织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并成为致公堂最终实现“改堂为党”走向政党的历史转折点。1911年5月，孙先生第三次赴美，作出了令当地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与致公堂合并的决定。后来，全球各地的同盟会效仿美洲的做法，与当地的致公堂合并，海外洪门有关组织也迎来了组织发展的高峰期，美洲的90%华侨加入洪门，香港的洪门成员多达20多万。在孙中山先生的引导下，海外洪门逐步成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牺牲精神、有奋斗目标的组织，他们为国内革命捐款捐物，为辛亥革命输送人才，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牺牲的72烈士中，有29位是海外致公堂洪门人士。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洪门组织在政治上更成熟，并为后来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完成了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在孙中山先生的引导下，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在北京病故），总部设在旧金山，爱国华侨司徒美堂任主委。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号召党员投身抗日，他们不单在物质上每年向国内提供大量钱款和战略物资，而且每年向国内输送战斗人员，1939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这一年致公党的捐助占整个海外捐助的90%。在陈納德将军的航空飞虎队里，有相当一部分飞行员是致公党输送的，他们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了解到致公党的光荣历史后，我为自己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而深深感到骄傲。

回首30年前我们的六位前辈参加致公党时的社会氛围——到1982年中央统战部指导和帮助各民主党派恢复工作前，全国八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不足2万人，其中致公党员不足300人，而致公党地方组织仅广东、福建、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地方名义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的脑子里还在紧绷，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人们对刚刚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还心有余悸。我们的六位前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入中国致公党的，为此，我们老党员常常戏称、也是尊称他们为“六君子”。

致公党常州临时小组成立后，重点工作是学习和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由于当时发展范围仅限于常州归侨侨眷中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在十年文革中，海外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大忌之一，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人们对这段历史依然记忆犹新，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海外关系。当时为了发展致公党员，可以说是跑断腿、磨破嘴。随着致公党常州组织的建立，常州致公组织的“六君子”们紧跟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搞起了社会服务，办起了英语进修学校、托福班、广东话班、英语角、科技服务等等，有效地扩大了致公党的知名度，渐渐吸引了一批有志之士，为致公党常州组织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我们正迎来致公党组织发展的最好时期。我要认真履行作为一名党员的职责，致力为公，立足岗位，争作贡献，助推中国梦。

（本文部分内容摘抄于致公党上海市委前主委陈昌福报告笔记）

                             王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