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华伟，1944年生，1991年加入中国致公党，退休前在常州柴油机厂工作。

今年4月，我受邀参加庆祝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暨江苏省级组织成立40周年大会，有幸得到致公党中央蒋作君主席的接见，并授戴“光荣在党30年”纪念章。抚摸着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鲜红底色上飘动着祥云，“致力为公 侨海报国”八个金字赫然在目，字字千钧，也勾起我无限沉思和遐想。

面对我的拒绝，马家骊同志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致公党的历史，并赠送我许多学习材料，加上当时承科、罗清和、张国秋、曾荣等党派老前辈对我很热情，一次次地来看望我，并把有些活动安排到常柴厂来举行，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对致公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通过学习，我了解到致公党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有担当的政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促进祖国统一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了解到致公党“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光辉历史后，我决定加入组织，也为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感到自豪。

致公党常州市级组织成立之初的社会氛围，与今日大不相同。1982年，中央统战部在指导和帮助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前，全国八个民主党派成员不足万人，其中致公党成员不足300人，仅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少数地方名义上存在一些留守人员。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局势未明，阶级斗争这根弦在人们的脑子里还绷得很紧，承科、罗清和、高连荪、程赦铭、曾荣、徐东晃等六位前辈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成为了常州市最早的致公党员，他们的勇气和精神让我们后来的同志钦佩，我们老党员因此尊称他们为“六君子”。

1983年，致公党常州临时小组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和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发展和壮大成员队伍。由于当时发展范围仅限于常州市区范围内归侨侨眷中的知识分子，武进区也不包含在内，所以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在十年浩劫中，海外关系是敏感且令人害怕的“大忌”，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但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海外关系。当时为了发展一个党员，真的是跑断腿、磨破嘴。而现在，不断地有一些高学历、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立志为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年轻人积极主动向我们组织靠拢，真是今非昔比啊！

加入致公党组织后，我在做好本职工作外，也积极参加党派的各项活动。我想既然认可了这个党，就要维护她，热爱她，帮助她蓬勃发展。大约97、98年的时候，我接手了科技支部主委的工作，看罢党员花名册，我惊叹，每一位同志都比我年长，入党时间比我早，都是前辈；不是“总”，就是“长”，最起码也是“高工”，都很优秀。其实我已不年轻，也是奔六的人了。不过，既然组织赋予我责任，那就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吧！后来，我被增补为市委委员，分管老龄委工作。再后来，科技一支部和教育一支部合并，成立退休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主委，这样一合并，我们支部的实力明显的上升，也就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在市委会对基层组织开展活动、参政履职、社会贡献等方面进行考核排名后，党员们参与党派工作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因为退休党员们的时间比较自由，因此支部制定了每年不少于八次的活动计划，并且每次活动的出勤率都能达到八成以上。我们也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和时事热点，像每年针对“两会的工作报告和总理答记者问”的讨论会是雷打不动的，党员们各抒己见、气氛热烈。面对1998年的特大洪水、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国家重大灾害，我们也慷慨解囊、贡献力量。

支部在宣传方面的优势也很明显，程赦铭、钱仁祥、蒋裕春几位“写手”每年都能拿出几篇高质量的稿件，有时还能刊登在国家级、省级的刊物上。我作为支部主委自然也要以身作则，每年也会撰写一两篇散文，其中我2009年参加市委统战部组织的学习李公朴先生活动后有感而发，撰写的《我外公和李公朴的一段往事》一文被多次录用。今年，我远在澳大利亚的侄女还在当地的华文刊物上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让我的弟弟转发给我看，令我欣喜不已。自从市委会实行考核机制以来，我们退休支部常年位居第一，每年都被评为先进支部。也感谢致公党市委会对我的信任和推荐，让我两次被致公党江苏省委会评为先进个人。

作为退休支部主委，对老同志的关心自然是不能少的，也因此收获了党员同志对我的信任。有一次马琦同志（原煤炭设计院教授级高工）因病住院，本来并不严重，但遇到庸医，老人被折腾的死去活来，已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我不停地跑医院，汇报市委会领导，找到院方，请有经验的老医生诊治。老人康复出院后，对我感激不尽，说以后一定要支持王华伟的工作。钱仁祥的老伴以前也是位劳模，有一次我们搞活动，正巧钱老师身体不舒服，和老伴说今天不想去了，老伴却说：“王工平时那么关心你，你必须支持他的工作，让儿媳妇开车送你去！”